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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糟粕“典妻”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?

原标题:封建糟粕“典妻”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?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出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,“典妻”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糟粕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出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,“典妻”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糟粕。顾名思义,典即“典当”之意,或卖或押,但与物品典当不同,收妻方是需要付出代价的,典妻方则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收益。虽然封建社会中男权为贵,但妻子毕竟是一个家庭单位的女主,不到万般无奈,又怎么能随意押出?所以此现象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调,即使是盛世,穷人间的典妻调配只不过是为满足典当双方的需求,即典妻方赚取利益,收妻方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。

典妻形成因素

“嫁妻卖子,法不能禁,义不能止。”——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

典妻并非是清朝专属,在封建社会里,它是对婚配制度的一个补充,在今天看来,将妻子典当完全属于“贩卖人口”,但在封建社会,一纸婚约就将女子沦为丈夫的私产,怎么处置就在于丈夫的家庭决策。正所谓封建枷锁的“三从四德”,其中“三从”是指“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”,强调的就是男权主义。而“四德”之首便是妇徳,是对女子贞洁的道德约束,因此典妻是与该道德标准相违背的,历朝历代的法律没有支持典妻行为的。但也都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行为,原因很简单,典妻行为有伤风化的同时却能够带来人口的增加。

“子妇无私货、无私畜、无私器,不敢私假,不敢私予。”——《礼记·内则篇》

典妻往往是由男方家庭的主动行为,古代婚姻中,男子娶妻的成本并不像今天,普通家庭虽然需要通过“三媒六聘”才能讨一个老婆。但女方会以嫁妆的形式来抬高女儿在男方家中的地位,而且在古代,女方的嫁妆往往是男方彩礼的十倍甚至数十倍。举个例子,男方订婚时要给予彩礼,假设价值100两银子,则女方出嫁时在彩礼的基础上增加至1000两以上,这些增加的东西,会跟着男方先下定的彩礼一同送至男方家,而且这些都属于男子私产,女子再无所有权,继承权也只有女子所生儿子所有,与其娘家也没任何关系,如《宋刑统·户婚》规定的“妻虽亡没,所有资财及奴婢,妻家并不得追理”。

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,古代男子娶妻是能达成收益的,但并非上述举例那样丰厚,普通家庭的彩礼嫁妆是很微薄的,只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算赚了一笔。另外,女子对财产没有支配权,而且女子被视为男子的私产,这是典妻行为产生的两大内在因素,通过典妻赚钱是娶妻赚钱的延伸,二者皆有获利的性质。

“妻年五十以上无子,听立庶以长,即四十九以下无子,未合出之。”——《唐律》

前文也提到了彩礼,一般家庭有能力拿出彩礼做一回“投资”已算不错了,若妻子不育,该当如何?那么可以按照“七出”的休妻规则休妻再娶,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纳妾。但这些都有一定限制,比如《大明律》规定的“凡男子年四十而无后嗣者,得纳妾”。由唐、明法律可以看出古代对女子的保护,年龄约束是在中年,且不说古代人的寿命长短,男子到了40多岁纳妾,50多岁休妻,还有多少机会生育子嗣呢?而且娶妻是要有彩礼投资的,纳妾也非影视剧中那么简单,古代纳妾也是有正规文书聘娶的,成本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。所以这就激发了另一种模式——“借腹生子”。

也就是说有传宗接代需求的家庭,等不及子嗣繁育的问题,家庭条件相对较好,又没有休妻纳妾等打算的,则寻求典妻家庭,借助典妻家庭的妻子,帮助自己繁育子嗣,这就形成了一个供需两全的“市场”。有句话叫“富人典业,贫子典妻”,典妻者往往是不务正业、受亲人犯罪连坐被查没家产、经营失败、丈夫生病失去经济来源、天灾致农耕绝产等原因,使生活产生了危机,无奈之下向有需求的家庭典妻,这种典妻往往是丈夫主持的。

除了上述情况外,还有公婆主持的典妻,比如男子受朝廷征召战死,赡养公婆的义务落在妻子身上。妻子则被典当出门,由公婆获取一定钱财,待契约到期,妻子再回公婆家照顾两位老人。再有一些丈夫早亡,公婆也不在的,娘家又不接受女子回家的,女子无依无靠时会主动寻求自典,为的只是有个活路。

“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,并禁止之。若已典雇,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,听。请受钱典雇妻妾者,禁。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,听。”——《元史·刑法志》

这种陋习在古代很少有法律明令静止,因为涉及人口繁衍,这是解决当政者的现实问题,毕竟人口就是税收和徭役的代表。但这种情况发展至宋元时期已经成风,所以从尤重风化的宋朝开始,就出台了一些法律干预,因无实际案例记载,所以这种干预的效果应该不佳,或者朝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状态。据清朝《清律辑注》记载“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,不在此限”,从法律上默许了贫民的典妻行为,而又另行规定,约束富人借此淫乐,算是针对典妻行为的贫富区别对待。

典妻的形式

典妻并不是随意的买卖行为,它确实扮演着古代婚姻制度的补充角色,因此在仪式上也是有讲究的,媒证、订约、送聘、迎娶这些环节都会遵守。“媒证”是指典委的中间人,相当于婚配制度中的“媒婆”、“证婚人”,在典妻签订契约时,媒证也是要在契约上画押的,否则典妻契被视为无效。这里的契约主要涵盖典妻的时间期限、租价、备往事宜。典、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租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两年;典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。

典租的价格是按照妻子的年龄、约定期限来计算的,年轻则生育能力强,价格就高。不是任何人都具备典租条件的,契约中一般会约定生育子嗣,若不生育,则会退还一定租金。契约中还规定一些约束机制,如出典者在合同期内不得回原夫家中,但也有一些富人家中之妻较为凶悍,因此就在契约中约定到出典者原夫家中同房,此种称为“坐堂招夫”。

契约达成后,受典者会像娶妻一样,给予出典者下“彩礼”,但不会太过贵重,只是重于礼仪形式,比如一些新衣服、头饰等,富贵人家也有送金银的。然后再以“迎娶”的方式,将出典者抬回家,富者有花轿、贫者有骡车,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,相当于明媒正娶。若是想图个吉利,鞭炮、锣鼓、宴请宾客都不会少。古代的闽浙一带,受典者家里还会于祠堂上香,族人都会参与,如果认为这是给予出典者尊重那就错了,这种大操大办是为了生下的孩子有名有份!

“男子家贫,嫁卖妻子以自活,女家概不干涉。且卖至某姓,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。其不讲礼教之过,有如此者”。——《琢县志》

典妻其实在汉代就有记载,之所以清代的典妻如此出名,就是因为朝廷在法律上开放了贫困人家的典妻行为,所以说典妻在清代达到了全盛时期。清朝一些地方史志记载过很多典妻行为,大多数是记录贫困家庭的出典行为,这也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。清朝虽有康乾盛世,但正如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回忆录所言,乾隆末期的百姓骨瘦嶙峋,每日无有荤食,只有绿叶食物,所谓盛世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盛世,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。

据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·农民卷》介绍,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,可剩余11镑,约合33~44两白银。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,而年支出为35两,也就是说,辛苦一年,还要负债3两,才能过活。所以遇上饥荒年份,卖儿鬻女的现象都不为奇,更何况是典妻了?

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使两极分化严重,典妻行为可以说是财富两极分化的外在表现,穷人出典,富人受典,这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枷锁了,而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征兆。因此典妻行为越是盛行,越是象征社会架构即将崩塌,清朝的典妻正说明了这一点。

文章来源:大鱼号

文章作者:棍哥观史

编辑时间:2020-08-09 21:14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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