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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古代蜀地能够成就割据,却难以走出统一天下的政权?

原标题:为何古代蜀地能够成就割据,却难以走出统一天下的政权?

历史上割据蜀地的政权都发生于分裂时期,因四川具有较强的封闭性,确实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选。

历史上割据蜀地的政权都发生于分裂时期,因四川具有较强的封闭性,确实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选。如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;东汉末年刘焉、刘璋割据一方、以及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;西晋末年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;东晋末年焦纵割据一方;五代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、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;元未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。这些政权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,又属于“外来户”,受制于蜀地本土势力,另外蜀地的封闭性,即是其割据的保障,也是限制其对外扩张的瓶颈。

缺乏政治进取心——乐于偏安一隅

“四川非坐守之地也。以四川而争衡天下,上之足以王,次之足以霸,恃其险而坐守之,则必至于亡。”——《四川方舆纪要序》

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,不思进取,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四川盆地易守难攻客观情况造就的,我们可以称为“盆地心态”。自古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,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“在德不在险”。德就是代表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,险就是该政权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,“在德不在险”表明政治上的进取心远比占据的地理条件重要。四川又不光是地势险峻,它还号称“天府之国”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,“鱼盐铜铁之利,浮水转漕之便”足以让蜀地政权丧失进取心,乐于偏安一隅。

(千里沃野)

“天下雌雄未定,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,与图成败,反修饰边幅,如偶人形。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!”——马援

公孙述据蜀属于天下未定的时期,他不是想着进取天下,而是大摇大摆的当个土皇帝,乐于排面和享受。当时公孙述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,意图是探查情况后,再决定归汉还是归蜀,公孙述的表现就是大摆各种礼仪。马援也是通过此事看出公孙述难成气候,于是归报魄嚣“子阳井底蛙耳,而妄自尊大。不如专意东方”,建议魄嚣归附刘秀。公孙述初起事之初,还是“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”,但当他的格局仅限于蜀地一隅后,也就失去了内外的支持,终被刘秀所灭。

(公孙述称帝)

东汉刘焉父子在史书中也被定义为胸无大志,但刘备在印象中好像是匡扶汉室的雄主,但他初定益州,夺取汉中后,便自立为王,臣下相谏,不惜寻隙杀之,割据之心,隐然可见。诸葛亮主政期间,蜀汉才以北伐明志,后由姜维继承遗志。而后主刘禅胸无大志,以致黄皓乱政,逼得姜维屯田沓中以避祸,这又怎能使得蜀汉竭尽全力图谋天下?

公孙述和刘备还算是有作为的,他俩志望尚且如此,更别说其他人了。瞿塘虽险,岑彭、刘光义、汤和也曾入其门户;剑阁虽雄,钟会、邓艾、尉迟迥、傅友德也曾突其险要。像是李势、焦纵这种割据,东不过垫江,更无上述之险要可守,再无进取之心,那么桓温等人攻蜀时如入无人之境就不足为奇了。

(剑门关之险)

蜀地本土势力对于外来户的制衡

但凡是外来户身份进行割据的政权,都会遇到与割据地地方势力的矛盾,就好像三国东吴政权与吴郡豪族的关系,像是定都武昌(湖北鄂州)这种事都当不了家。蜀地更是如此,因为蜀地本土很难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,这可能与古代蜀地民风有关。如《汉书地理志》说蜀地“民食稻鱼,无凶年忧,俗不愁苦,而轻易淫佚,柔弱褊隘。未能笃信道德,反以好文刺讥,贵慕权势”。如果理解有困难,那么可以想象今天的四川地区,老百姓没事儿喝喝茶、看看川剧、按摩、踩耳、打麻将,不愁吃喝,悠闲自在,谁还有心搞政治?《隋书地理志》说的更直白:“多溺于逸乐,少从宦之士,或至耆年白首,不离乡邑”。外来户的偏安一隅,或许就是蜀地太宜居了,既来之则安之呗!

(成都的日常慢节奏生活)

因此蜀地割据政权除时间较短的焦纵是本地人外,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,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。历史上每逢动荡,蜀地周围产生的流民都会涌入安定的蜀地,这些流民往往数量庞大,由一至几名领袖带领,形成一个个组装集团,他们或是蜀地政权的创始者,或是已经存在的蜀地政权拉拢的对象。所以据蜀者、治蜀者并非蜀人,执政集团与本土势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,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蜀地政权内部的力量。

(两汉之际的格局)

“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,决成败于一举,固争之,述乃止。延岑、田戎亦数请兵立功,终疑不听。”——《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》

比如公孙述的成家政权,公孙述是关中扶风茂陵人,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、田戎、吕鲔、荆邯等。延岑本是南阳人,起兵于汉中;田戎是汝南人,起兵于夷陵;吕鲔也是关中军阀;谋士荆邯则是扶凤平陵人。再由史书中常提到的山东客兵,说明成家政权的军事基础都是来自川外。这些力量在公孙述的带领下较为团结,但在入主川蜀之后,蜀人可就将他们视为资源的掠夺者,当荆邯建议出川谋取天下时,蜀人的反对是最大的,因为出征就意味着要从蜀地征收更多粮食,招募更多士兵。公孙述空有“西帝”之名,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,可以说与蜀地本土势力的干扰有关。

(黄巾起义时的格局)

再如刘焉时期,他是江夏竟陵人,以益州刺史身份入川时,正值南阳、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,当时是黄巾起义的乱世,刘焉趁机“悉收以为众,名曰东州兵”,史学界说的东州派就是源于这里,这是刘焉在乱世立足的根本。蜀地当时对于刘焉收纳流民很是不满,所以刘焉采取强硬手段“杀州中豪强十余人”。这就是完全采用了打压益州本土势力的方式维护统治,而那些东州流民本就嚣张跋扈,到了刘璋时“侵暴为民患,不能禁制”,这才有了益州本土势力纷纷叛迎刘备入蜀的结果。刘备虽有重用益州本土势力,但在决策上,还是受到诸多节制,尤其是诸葛亮主政期间的北伐,遭到益州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对。

(张松献图刘皇叔)

战略地理的限制

蜀地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,也跟整个四川的地理形势有关。四川的地形地貌确实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入侵,但反过来讲,也限制了蜀地政权的对外扩张。古代但凡是统一天下的政权,大都起于关中、河北,还有东南的明朝,这些政权兴起的前期,以这些易守难攻的区域当做根基,然后慢慢向外部扩张,最后完成统一大业。这些区域的政权之所以能完成统一,是因为地理上除了可以据守,还能有多条路线选择扩张,或是直接兵出几路,或是迂回成钳行线路,而四川则不具备这种条件。

(秦国统一的多条路线)

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,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,北据汉中。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,荆襄地区只有襄南隘道互通南北,此地处于大别山、桐柏山系,易守难攻,并不好夺取,关羽当年的襄樊之战就是为了夺取这个通道。自汉中北出,越秦岭、陇山可达关陇,但这里的六条谷地皆是谷口狭窄,在这里“关门打狗”很容易,当年孙传庭就是在子午谷口守株待兔活捉了川地前来的高迎祥;诸葛亮也是在这些谷道中耗费毕生精力都未成功。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兼诸葛之谋,关羽之勇呢?

“北据汉中,杜褒、斜之险;东守巴郡,拒捍关之口;地方数千里,战士不下百万。见利则出兵而略地,无利则坚守而力农。东下汉水以窥秦地,南顺江流以震荆、扬。所谓用天因地,成功之资。”——李熊

再以公孙述为例,割据蜀地后,其部下李熊曾提出过蜀地的战略规划,大体意思就是凭天府之国之富有,据蜀地之险要,伺机取天下,取天下之路线就是北上出秦地,东出掠荆楚。公孙述一听觉得大事可期啊,于是立即称帝,与此同时,东方群雄混战中,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,更加激发了公孙述的雄心。后来公孙述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,欲图关中;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,欲取荆州,但正如上文分析的,两路真是都打不过啊!

(古蜀栈道)

“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,令田戎据江陵,临江南之会,倚巫山之固,筑垒坚守,传檄吴、楚,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;令延岑出汉中,定三辅,天水、陇西拱手自服。如此,海内震摇,冀有大利。”——荆邯

此时的东汉却已初步略定关中、荆州。东汉建武七年(31年),刘秀大致平定东方,目光转向陇、蜀。谋士荆邯眼见刘秀平定东方,便向公孙述提出对策,大体还是要赶在刘秀前抢夺关陇、荆襄。但这个计划被蜀地本土势力所阻扰而流产,次年,陇西隗嚣败亡,蜀中大为震恐,蜀地本土豪族这才同意按照荆邯的建议行动。公孙述遂遣隗嚣旧将引兵上陇,拒守河池(甘肃徽县西北),遣田戎、任满引兵下江关,田戎拔夷陵,进据荆门。但此时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、荆州等地,荆邯的规划并没能达成,以至于后来蜀地被汉军拔下。

按照李熊的规划,公孙述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割据战略,但要论扩张,需“见利”出兵。不妨做个假设,如果公孙述尽早与隗嚣连合,东面再结好秦丰,那么先于刘秀经略关中、荆襄的可能是有的。但历史没有如果,公孙述对外扩张之际,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,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,秦岭、巫山之险已成为双方共据的边界,所以冯异挡住了蜀地北出的路,岑彭挡住了蜀地东出的路,公孙述就再无第三条出路。成家政权就是蜀地政权的典型案例,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,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,反而受制于蜀地的地理环境。所以蜀地易产生割据政权,但很难完成统一大业。

综上所述,很多观点说蜀地毕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,很难支撑全国统一战线,其实这种理解有些片面,毕竟历史上的统一战线都不是以一个根据地作为经济支撑的,都存在以战养战的模式。在蜀地政权难堪统一大业的原因上,更多的是在于此地过于安逸,割据政权又都是流亡者建立,因此很容易产生政治上安于现状的思想,缺乏进取精神。而且外来势力终究是受到本土势力的节制,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,甚至会因扩张导致内部消耗和分化,以至于蜀地被攻打时出现很多“带路党”。最后就是地理环境的因素,割据是成于地理,扩张则是受限于地理。

文章来源:大鱼号

文章作者:棍哥观史

编辑时间:2020-08-09 21:09:5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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